口袋里的拳头 0

主演:洛乌·卡斯特尔  宝拉·皮塔格拉  马里诺梅瑟  

导演:马可·贝洛基奥  

类型:电影 恐怖  

年代:1965 其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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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因的愤怒

《怒不可遏》是导演贝洛奇奥的长片处女作,当时在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,可谓“剧”惊四座。《怒不可遏》使用了一种极端的故事方式,因为他并不像其他家庭谋杀的故事一样会有明显的前因后果,它是一种无因的愤怒,不需要明确的、合理的动机交代。

其实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愤青电影很多,比如《说谎者比利》、《如果》、《长跑者的孤寂》和《少妇怨》等等。可以说,这种无因的愤怒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一种“时代精神”特征,三年后的“五月风暴”,则是这种愤怒的集中爆发。这种“无因的愤怒”,根究起来是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,60年代的年轻人都是二战前后出生的一代,在战争的废墟中成长起来,许多父亲死于战争,造就了许多“无父一代”。他们和父母辈的“三观”存在巨大的差异,存在一种或明或暗的叛逆——仿佛口袋中紧握的拳头。所以,失明的母亲作为父母辈的代表在电影中最先惨遭毒手。
虽然电影里的父亲未明确交代死于战争,但无父的状态在当时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。除了无父的焦虑,还有生活工作的不如意、疾病的困扰、失明母亲和智障兄弟的负担、乱伦的潜意识冲动等各种巨大无形的压抑下,男主角对这一切给予“愤怒的回击”是再自然不过的肾上腺反应。失明母亲和智障的兄弟,与其说死于艾尔手上,不如说是社会家庭病态下的间接牺牲者。

不要家庭,不要民族国家,只要自私的人性

家庭与社会,如果是最大元凶的话,那么人性的自私就是杀人事件发生的催化剂。艾尔最开始开车载家人去祭拜父亲的时候,就已经有了“杀心”,不过当时并没有行动。而促使他杀了母亲的直接动因却是为了省那一年几百万里拉的费用,以便用于来养黍鼠。而艾尔杀了母亲的话,对于顶梁柱的哥哥来说这无疑是“甩”掉了一个包袱。家庭和亲情的价值,在艾尔和他哥哥的这个“准交易”中显得一文不值。
艾尔作为最大的凶手在整部电影里几乎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狠角色,母亲死后他轻松了一段时间,找女人、出入舞会但“无因的愤怒”和“无父的焦虑”等等这些无形的东西始终存在,面临的社会困境仍然无法摆脱,杀人之后的“多巴胺”刺激仅仅是麻痹了一时。尔后,他又再度感觉到沮丧,而这正是他再次杀死智障兄弟前在电影里的内心独白。仿佛“甩掉”这个智障兄弟也许就能使他不再沮丧,获得新生一样。为了自己迷幻般的私欲,艾尔无法控制得杀了他的兄弟。
朱丽娅,作为艾尔的妹妹步了他的后尘,成了电影里的第二个凶手。在电影结尾时,朱丽娅趟在床上和他的顶梁柱哥哥谈话,他们依稀感觉到了危险的艾尔会成为甩不掉的包袱,而当她在看杂志的时候,艾尔进来了——此时,她赶紧装睡开始逃避。当艾尔在《茶花女》的歌声中癫痫发作时,朱丽娅的内心挣扎着,在“亲人的负担”与“自私的自由”中最终选择了自私,她以不施救的不作为方式杀害了她的哥哥。
整部电影就是这样残酷的以一个又一个的谋杀,生生摧毁这个沉重破败的家庭。电影有一个细节,就是母亲死亡后,兄弟四人开始清理房间的旧物时,曾清出一面国旗,艾尔接过手后,看了一眼想都不想的就丢弃到一边。国旗也许是以前父亲的,这个意味着国家民族的旗帜没有实现两代人的传递,父辈为之奋斗(法西斯,或反法西斯)的理念,被轻易的抛到一边。国家、政府、民族这些也许什么都不是,自私的人性才是主导人们行动的最强大驱力。正如电影里说谈到的,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”,这个论述来自于霍布斯的著名政治哲学理论,电影里在露西亚的舞会时借一个书呆子之口说出。也许只有把人的关系还原到最原始的“自然状态”时,才能重新找到问题的症结。

马克思主义理论,还是人性理论?

贝洛奇奥拍摄这部电影时仅有26岁,如此年轻的年纪也许无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,但他和他的好朋友帕索里尼一样是一个行动派。他拍摄了这部电影后,又在1967年拍摄了《中国已近》,1968年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组织,此后还拍摄了左翼纪录片。《怒不可遏》里面揭示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,虽然在电影里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,但他此后的上述行为视乎表明了答案是: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向来批判西方的人性论是唯心不辩证的理论,而随着时间的流失,社会的变迁,年龄的增长,问题与答案也在不停的变化着。虽然贝洛奇奥的电影一如既往的都在关注社会问题,但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问及马克思主义时,他却说“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已经是不能起什么作用了,今天政治意味着管理”。他重又回到了艺术家更加关注的问题,人们在遇到各种问题时的人性表现。
可以说,无论是电影本身,还是导演,《怒不可遏》都是时代的产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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